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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全局高度準確把握和積極推進構建新發展格局

        高培勇

        來源:經濟日報2021年01月21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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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時期的中心內容和重大話題,當前最為關鍵的是:如何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準確把握新發展格局的實質內容,從而找準其著力點和著重點、落腳點和出發點。

        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經濟循環暢通無阻

        黨中央關于新發展格局的完整表述,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兩句話是一個整體,相互促進、互為條件、不可割裂。倘若只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講后一句話,片面強調內循環而忽略雙循環,結果很可能走向自我封閉。反過來,倘若只講“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不講前一句話,甚至依然埋頭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片面強調雙循環而忽略以內循環為主體,結果很可能導致受制于人。

        有兩個基本事實值得特別注意。其一,無論就歷史還是就現實而言,我國的經濟發展從來沒有過單一循環的經歷。有所不同的,僅在于內外循環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各自占比以及哪一種循環系主體。其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其主攻方向在于暢通內循環并促進雙循環,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全面地認識和理解新發展格局十分重要。既不能將“內循環”簡單等同于新發展格局,亦不宜以“雙循環”作為新發展格局的代名詞。否則的話,既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又可能因此模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著力點和著重點。

        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指向,固然首推暢通,但嚴格說來,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使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并非始于當下。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不僅客觀上早有此種調整要求,而且實踐中早有此類操作。1998年和2008年先后實施的一系列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宏觀調控操作,便是兩個十分突出的例子。

        毋庸贅言,相對于以往經濟領域、宏觀調控層面的操作來說,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站在全局高度和戰略層面作出的重大決策。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劇了世界動蕩。對比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此次應對外部風險挑戰而實施的操作,之所以不再駐足于經濟領域、宏觀調控層面而躍升至全局高度、戰略層面,著手對整個發展格局進行重大調整,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量變引起了質變。

        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經歷了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尚在量的積累階段、我們尚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實現供需再平衡之時,經濟領域、宏觀調控層面的對沖性操作便是可以選擇的應對之策。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以至量的積累達到了質變程度——對我國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時,躍出經濟領域、宏觀調控層面的局限,啟動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作出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戰略謀劃,便是必須果斷采取的戰略行動。

        構建新發展格局即是這樣一種性質的行動。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受阻,傳統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合作明顯弱化,極大增加了我國發展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甚至演化為對我國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面對前所未見的嚴峻風險挑戰,唯有通過對我國發展格局進行重大戰略調整,立足自身,把國內大循環暢通起來,才能任由國際風云變幻,確保我國經濟始終充滿朝氣生存和發展下去,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這實際上告訴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在于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這顯然是較之“暢通”有更深層次的考量。因而,既不能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止步于暢通層面,更不宜將暢通視作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全部目標。否則的話,既難免有淺嘗輒止之嫌,又可能因此看漏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

        作為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提出同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直接相關。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系外部環境由量變演化為質變的產物。隨著安全對于發展的意義凸顯、安全在發展中的分量加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成果作了多達11項的高度概括。如果以疫情劃界,注意到11項理論成果分別形成于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那么,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直接相關的理論成果,便是關于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以及關于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再注意到這兩項理論成果恰如一對孿生姐妹攜手,均為面臨世所罕見的嚴峻風險挑戰背景下實現的理論創新,可以明白無誤地說,構建新發展格局與統籌發展和安全實質是一脈相承、彼此呼應的統一體。之所以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其根本出發點就在于統籌發展和安全。換一個角度,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根本落腳點,就在于構建新發展格局。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基于這樣一種深刻考量,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不僅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而且設置專章對“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突出了統籌發展和安全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特別是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以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為契機和轉折點,我國已走上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之路——既要高質量發展,又要安全發展,將統籌發展和安全貫穿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這無異于一場涉及理念、思想、戰略、體制機制的深層變革。就此而言,增強補課充電的緊迫感,自覺緊跟時代潮流,實乃不斷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戰略眼光、專業水平的不二選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白 翔、張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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